战争奠定家业

要追溯三菱集团的历史，不妨从众所周知的三菱标志开始。

三菱的标志源于两个部分：“mits”表示“三”，“bishi”表示“菱角”， 是当时岩崎家族的族徽“三段菱”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族徽“三柏菱”的结合。

与其他家族企业不同，曾经发展为日本“第一财阀”的三菱集团并不是岩崎家族白手起家打造的，而是岩崎弥太郎从政府手里接管过来的。

故事要从岩崎弥太郎的经历说起。1834年，弥太郎出生在一个“地下浪人”家庭。这样社会下层的身份，刺激了弥太郎为改善社会地位而不断奋发图强。

日本地少人多，拥有可耕作的良田是各级政府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或许，商人的才能是天生的。一日与弟弟垂钓，面对着宽广河面的弥太郎突发灵感：如果能在河岸筑堤，拦河造田，一方面能够抵御洪水，一方面还能增加良田。有了这个想法，岩崎兄弟俩立即将申请方案向本藩郡公报批，并很快获得批准。1864年，拦河造田大功告成，当年即获粮、棉丰收。自此，河边几百公亩的田产给弥太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，甚至为他捞到了“政治资本”：因造田有功，弥太郎被任命为高知城奉行所的下级官员。明治维新后，又被从长崎调至土佐藩的开成馆商会，任命为开成馆代理干事。

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推崇商业。新政府认为， 藩营事业会挤压民间企业的生存空间，决定废止藩营事业。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，1871年，弥太郎完全接管了政府经营的“大贩商会”，以“九十九商会”作为自己的商号，将商会里的船买下，开始经营大阪-东京、神户-高知的海上运输业。这些船上的标志，就是今天的三菱标志。1873年，弥太郎将商会改名为“三菱商会”。自此，他彻底脱下官服，本着“以在野之心”的诚信精神，专心从事海运事业。

成立之初的三菱商会规模不大，不及三井商会，但凭借着良好的信誉，弥太郎给自己的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1873年，庇护三井商会的政治势力失势，三菱商会等到了翻盘的机会。1874年，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岛，弥太郎借机向内阁大臣请示承揽一切军需输送工作。为保障运输，日本政府用771万日元买下13艘汽船借给三菱商会，同时，将其竞争对手的18艘商船也无条件的借给三菱商会。此外，每年还给予三菱25万元的补助金。

1877年日本国内西南战争爆发，国务卿大久保利通决定， 以15年分期贷款偿还的方式，借给弥太郎345万日元资金，购买10艘船，让三菱商社全面协助军事运输。战争结束后，这些船被政府悉数送给了三菱公司。在西南战争的8个月时间里，日本政府用在船运上的费用高达1300万日元，相当于战争总费用的三分之一，其中大部分被三菱公司收入囊中。当时，三菱拥有的汽船达到61艘，吨位高达35464吨，占日本全国汽船总吨数的73%，三菱公司一跃成为海上霸王。

不过，为了遏制三菱集团的过分膨胀，明治政府严禁三菱发展海运以外的事业。但这不妨碍弥太郎的野心扩张，他以汽船为中心，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、海上保险业、仓储业等。在三菱公司进行押汇的货物都由三菱的船只来运送，由三菱负责保险，收在三菱仓库之中，借此，三菱的汇兑、保险、运输、仓储等方面的利润成倍增长。

家族地位之战

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局动荡不已，这直接波及了三菱集团的命运。1881年， 三菱集团的支持者，也是当权者大隈重信被反对派排挤，被迫下台，另一位弥太郎的支持者大久保利通也被杀。这意味着，明治政府内部已经无人能关照弥太郎的三菱。

于是，三菱集团的形势急转直下，名誉扫地，在野的朝臣斥三菱集团是一夜暴富的国贼。同时，与三井集团息息相关的井上、同县、伊藤等政治人物开始掌权。对弥太郎而言，捍卫家族地位的战争开始了。

为了遏制三菱集团联合下台的官员纠集起来颠覆政权，1882年，明治当局计划成立一家击垮三菱公司的大海运公司。于是，由井上家族赞助，政府官员负责出面组织，一家规模空前的大公司——共同运输公司就此诞生。在陆续吞并了几家规模不大的帆船会社之后，共同运输公司向英国订购了最新式的船只，所开设的航线与三菱公司完全一致。彼时的《东京日报》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两家公司一起由神户出航之后，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，船员与船长都绑上头巾，不计成本，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，双方都不肯认输，在海上进行马拉松赛跑。到达纪州藩时，火炉内的火力强到烟囱烧得赤红，船员却不因烟囱可取代火炉的暖气而高兴，因为，当时船内已达灼热难耐之温，由陆地遥遥望去，好像看到两只火龙在竞速一般，情况十分可怕。”

为了客源，竞争可谓惨烈异常，两家公司都不惜把船费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弥太郎将公司重组，裁撤冗员，削减开支以应对危机。这招着实有效。1884年，三菱公司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为100日元，而共同公司只有50元。虽说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，但竞争让三菱集团元气大伤，不仅停运了香港至琉球的航线，所有的三菱兑换所也被迫停业。好在，共同公司也是损兵折将，其股票在1884年陷入毫无红利的境地，持股人竞相抛售。弥太郎抓住机会，秘密收购了这些股票，不久便控制了其过半的股权。当时的日本经济十分颓废，因此，为了提振经济，由政府出面斡旋，1885年2月5日，两家公司在运费、出发时刻、承包人、船员雇用等方面达成了临时协定。

但是，因为饮酒过量，积劳成疾，岩崎弥太郎在签订协定的两天后撒手人寰。他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登上了三菱集团的权力顶峰。

弥之助曾在美国留学，善于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谋划公司的前途与未来。首先，凭借三菱集团在共同公司所占的股份，他大胆的将三菱商会的主体船运公司与共同公司合并，成立日本游船公司，并巧妙地使这个新公司的控制权转到三菱人手里。

船运公司剥离出去之后，弥之助开始大胆向其他领域扩张。他在多地买矿， 同时致力于金属矿业的经营，为了运营矿产，他还大量铺设坑道和铁轨，大胆运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最终，煤和铜矿业成为了弥之助时代三菱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。

押宝矿产成功后，弥之助出人意料地将矿业收入反哺到造船业上，将长崎造船厂打造成为了“东方最大的造船厂”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政府放松了对三菱的限制，允许它往银行业发展。弥之助抓住机会，很快在金融业站稳了脚跟。所以，从20世纪初开始，矿业、造船业以及银行业成为振兴三菱的三大支柱。弥之助以此为基础，带领三菱不断向房地产、综合商社、铁路、电机、重工业、制纸等多个方面进军。

有评论称，弥之助是明治中期经济界人士中最现代化的经营者，他脱离了弥太郎时期的“官商”身份，舍弃过于专断的做法，以组织人身份重新建设三菱，使原为“海上王国”的三菱转为“陆上王国”，使新三菱成为庞大的企业联盟。

家族制度终结

1893年12月，弥之助辞去三菱社长职务，将公司交给弥太郎的儿子岩崎久弥， 令其担任社长。同时，遵照弥太郎遗愿，弥之助“清算”家产，不仅将岩崎家在三菱中所拥有的权益，全部划归久弥，还让弥太郎一支成为家族的本家，自己一支仅为家族分支——分支所分得的公共财产只有本家的四分之一以下。

当时的全球商业世界是洛克菲勒、摩根等大资本家辈出的时代。顺应趋势，1893年，日本商法（旧商法）开始施行，三菱改组为合资公司。年仅28岁的家族第三代领导人岩崎久弥就任公司总裁。在其担任三菱总裁的20多年，恰逢日本近代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时期。

岩崎久弥实现了公司各事业多元化发展。他更积极地收购各地矿山，于1905年在神户新办了造船厂。通过参与商业区建设，久弥进一步进军房地产业，涉足焦炭生产业务，并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事炼钢业务。

1908年，为控制成本，岩崎久弥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权限转让，其中包括授予各部门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利用资本的权力。这种制度的推行最终导致三菱合资公司被划分为银行部、造船部、总务部、矿山部、营业部、煤矿部等8个部门，这正是今天所谓业务部制度的前身。这一阶段被誉为岩崎家四代经营中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过程中“转”的部分，是三菱走向“组织化”的历史转折点。

1916年，岩崎弥之助的长子——岩崎小弥太从堂兄久弥手中接过了三菱总裁的重担，成为企业的第四代领导人。

小弥太是三菱组织化的真正实现者。他上任伊始，就让三菱的各事业部独立， 通过公开募股，吸收岩崎家族以外的资本。为加强对各项事业的控制，1934年，小弥太将原三菱的造船、重机械、飞机等事业部合并，成立了“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”。之后，采用现代股份制，先后设立11家独立的公司，每家公司公开出售一部分股票，而通过三菱总公司，小弥太对全盘事业保持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。二战战败后，日本财阀被要求解散，三菱公司被分割成139个公司，且不许用“三菱”标志。但即使这样，岩崎家族仍保有三菱各公司47.8%的股份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管制，财阀集团借势重新崛起。“三菱商事株式会社”也于1954年获得新生。但是，日本的《反垄断法》规定，不允许某一股东持有公司50%以上的控股，家族股份比例不能超过5%，自此，家族控股、家族管理不复存在，三菱集团转变为完全的股份制结构。

但这不妨碍三菱集团业务的飞速发展。重新集合的“三菱”旗帜下的品牌有日本邮船、三菱重工、三菱商事、三菱综合材料、东京三菱银行、三菱地所等28家公司。1969年，三菱旗下10个公司的销售额差不多等于日本国家一年的预算。1970年，三菱集团44个公司的总资产占日本全部企业总资产的1/10。

目前，岩崎家族的后代已经不再担任三菱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一职位都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担当。而且，岩崎家族坦承，经过研究发现，其家族中接近600个子孙里，没有一个够资格来领导三菱